在叶挺执掌新四军的时代，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军长项英手中。尽管如此，许多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。那么，项英其实是个怎样的人呢？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称赞他为“革命战火中锤炼出的铁人”，并把他视为将新四军建设成敌后最为有效的军事力量的关键人物。一些新四军的老战士们激动地表示：“副军长项英绝对配得上‘铁人’的称号。我们想象不出，没有这样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、勇于拼搏的‘铁人’军长，我们的军队怎能如此强大无敌！”这样的评价可谓甚为高昂！

项英不仅是新四军的创立者之一，也是其主要领导者，他出身于工人阶级，早期专注于工人运动，并在中共的三次至五次大会中当选中央委员。革命过程中，他展现出极大的决心与韧性。杰克·贝尔登在其著作《中国震撼世界》中提到：“我坚定地认为，任何痛苦、背叛或不幸均无法摧毁项英的意志。”在红军时期，虽有人认为他过于“左”，但他曾因与王明的不和被撤职。红军长征前夕，虽然当时他还是政治局委员，却未能参与决策会议。在紧急情况下，他和陈毅被保留下来，负责保护主力红军的转移。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中，他在失去与中央联系的逆境中，顽强抵抗，成功实施游击战术，并最终成为新四军的首脑。

在组建新四军时，由于长期疏于与中央的联系，博古和叶剑英曾建议将项英调往延安学习，但因工作需要，党中央决定仍由他担任重任。最终，项英迅速整合了分散在八个省的游击队，顺利组建了新四军。陈毅和邓子恢对此事的艰难性深有体会，而军长叶挺也认为，“在建军过程中，项英的管控至关重要。”

新四军成立后，项英以军分会主任身份成为军队的最高决策者。他体格健壮，外观威武，发言时总是声音洪亮而有力，尽管他在士兵面前显得严肃，但一经接触，大家都感觉他非常平易近人。项英常常与士兵拉家常、开玩笑，完全没有高官的架子。人们普遍都对他印象深刻，认为他“平凡、朴实、正直且令人尊敬”，在军中享有崇高声望。

项英的个人生活十分简朴，甚至在三十多岁时才结婚，短短十几天后便英勇牺牲。他在新四军中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极高的地位，军医和护士的收入相对优厚，而他本人只领微薄的津贴。他的生活虽然艰辛，但每当获得一点美食，首先想到的总是战士们。史沫特莱曾受到他的热情招待，体现了他对士兵的深切关爱。

1939年7月1日，项英在文化队检查学员时恰逢日军轰炸，他冷静地指挥学员撤离，并在硝烟弥漫中确保战士们的安全，最后自己才离开。多年后，曾在新四军作战的老兵们回忆起项英，仍会感慨：“皖南的三年，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时刻。我们都是年轻且稚嫩的革命者，幸运地遇上如此优良的领导，让我们深受教益，逐渐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。”

1940年5月，项英因与叶挺之间工作未处理妥当遭到中央批评，他请求辞职并希望中央派人替换，但中央不予同意，仍让他继续工作。随后，由于上级决定新四军的领导责任由叶挺接管，项英被派往重庆去延安参加党代会。然而，由于蒋介石拒绝他前往重庆，项英意外地避开了长途逃亡的机会，因而未能逃过皖南事变。最终，在新四军北撤中，由于军队与国民党发生矛盾，项英陷入犹豫，未能及时做出决策，导致部队陷入围剿，最终全军覆没，项英与数人突围途中不幸被暗杀。

对项英的评价，各界人士均有不同见解，贝尔登称他为“新四军的灵魂”，并形容他是一位诚实、朴实且坚决的人。国民党的军官还曾在记者面前承认：“在战绩方面，新四军的表现远超任何一个国民党集团军。”此外，项英身上还有一些历史仍待揭开谜底，比如为何与延安的沟通持续了一年多，但最终未能成功移师江北。